论文：对媒介审判新景观的探讨 ——以李庄伪造证据案的报道为例
张玉洪 | 2012年02月12日,17:30
对媒介审判新景观的探讨
——以李庄伪造证据案的报道为例
［摘要］2009年备注关注的李庄伪造证据案，重庆本地及全国主要媒体关注的力度空前。在重庆打黑除恶的大背景下，重庆当地的媒体表现可以说是空前的：以集体作战的方式对李庄进行审判。同时，中国青年报也介入其中，形成了笔者认为的媒介审判新景观。
对这样一种有组织的媒介审判，本文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媒介审判的历史及李庄案给我们的新思考。
关键词：媒介审判 李庄案 反思
2009年12月12日，因涉嫌串谋他所代理的重庆涉黑嫌犯龚刚模伪造证据、妨害作证，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庄被重庆警方依法刑拘。2010年2月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律师李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进行二审公开宣判：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喧嚣一时的律师李庄伪造证据案终于尘埃落定。但在李庄被刑拘后到法院终审判决，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内容与报道方式却非常值得新闻学界研究。在笔者看来，针对该案件的报道，标志着被业界诟病已久的媒介审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就是某地域各类媒体集体通过报道来审判，以及跨地域雇重点媒体进行审判。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是媒介审判的新景观，其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严重危害以及我们应如何反思，则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
一、媒介审判的概念与中国案例
“媒介审判”这一名词大量出现在新闻学界或一些评论性文字中。2010年2月24日下午五点，笔者通过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查询，共有492条文献中出现了媒介审判。而以题名“媒介审判”搜索，则有41条记录。虽然关于该现象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数量并不算多，但笔者发现，近两年研究的成果最多，比如2009年就达到12篇，2008年则达到13篇。此外，时间跨度也非常大，从2001年的第一篇研究文章开始，此后每年都有该主题的研究。
魏永征在《中国记者》2001年第5期以《媒介审判何时休》为题，提及当年公审张君案的报道，有个别报道仍然不能摆脱“媒介审判”的模式，在审判进行中间，有一家全国性大报发表的《重庆满街声讨“魔头”》就是一例。因此，他提出：禁止“媒介审判”(trial by medla)是国际新闻界的共识，因为这种报道方式干扰司法独立，影响审判公正我国传统的犯罪案件报道有“公审、声讨、枪毙”这样的模式，忽视司法独立、实行舆论审判的积习很深。
那么，什么是媒介审判呢？“新闻审判”（trial by newspaper)、“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原初是西方新闻法中的一个概念，意指新闻报道超越法律规定，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一些国家通过法律或者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来禁止和防范这类行为。按维基百科“Trial by media”条目，媒介审判是指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流行的一个词汇，用来描述电视、报纸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通过广泛报道以造成人们对被报道对象有罪的判断。
从以上可以看来，媒介审判这一概念的提出的历史并不长。此外，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与法治精神相违背。在笔者看来，媒介审判之所以能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主要是因为通过持续或倾向明显的报道来影响民众，形成一定的舆论氛围，进而影响到司法判决。
不过，这一判断并不适用于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魏永征就指出，“在我国，在新闻媒介被当做阶级斗争工具或专政工具的年代，新闻媒介可以凌驾于司法之上，直接宣布他人罪名，实行‘专政’。最著名的个案是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当时报纸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为标题公布了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私人通信摘编，判定胡风和其他有关人员都是反革命分子，然后才是对他们实行逮捕，而对他们的正式判决则是在十年以后”。
在新中国历史上，以报纸当法庭的做法并不鲜见。比如在反右扩大化和“文革”等政治运动中，这种先由报纸定性、然后采取“专政措施”的做法更是成了惯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民主与法治的旗帜被高擎，显然这样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无罪推定原则通过法律规定，已经成为社会常识。
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媒介审判却屡见报端。最大的特点是它与重大案件或一些热点事件紧密相关。比如1997年《大河报》等关于张金柱驾车撞人致死的报道。有研究者就认为，新闻媒体特别是针对张金柱的警察身份大做文章，说其知法犯法“张金柱非杀不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正是在新闻媒体的“喊杀”中，迫于舆论的压力法院不得不判张金柱死刑。而在执行前，张说：“不是法律杀了我，我死在你们这些记者手里！”事后相当一部分法学家认为判刑过重，他本不该被判死刑。
2000年，关于辽宁刘涌为首的特大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案公开后，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以新华社为代表的官方媒体曾在《沈阳“黑道霸主”覆灭记》和《“黑道霸主”是如何“当”上人大代表的》等多篇报道中对其涉嫌犯罪的行为有过披露。2002年4月17日，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刘涌等人死刑。2003年8月1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为由，终审改判刘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终审判决结果公布之后，舆论大哗，仅在搜狐评论栏目中，有关刘涌案件的网友留言就超过8万条，此后包括《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传统媒体也加入进来，纷纷对此一判决表示质疑。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刘涌案经再审后作出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刘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其所犯其他各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3年则有“黄静案”。湘潭临丰小学女教师黄静裸死在自己的卧室，其男友姜某迅速被公安机关传讯。经媒体炒作特别是各大网站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此事迅速引发出有关机关是否存在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质疑，引起了湘潭市、湖南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给办案机关造成巨大的压力。经前后五次尸检、六次鉴定，一审法院最终采纳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被鉴定人黄静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上,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性活动促发死亡”的鉴定结论。2006年7月10日，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姜俊武无罪，但要负一半民事责任,赔偿黄静家属经济损失近6万元。在法院依法最终宣判姜某无罪之前,姜某已被司法羁押九个月,精神状况受到严重影响。
从有典型意义的“张金柱案”到“刘涌案”和“黄静案”，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新闻媒体的报道在案件的判决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在“张金柱案”和“黄静案”中，新闻媒体在案件判决前就大量报道，以形成强有力的舆论氛围，而在“刘涌案”中，媒体则在法院审判后强力质疑，从而改变了一审判决。
对于近年来的“媒介审判”案例，有研究者指出，以“刘涌案”、“足球黑哨风波”、“抚顺幼女小兰受残害案”、“哈尔滨宝马撞人案”等案件中的传媒与司法之争，已经与以往的冲突有了很大不同。在这一类型的报道中，大众传媒之所以频频与司法机构发生冲突，并非传媒守法意识越来越差所致，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市民社会”在依附于国家的状态之下，仍然非常艰难地谋求自身生长的空间，而大众传媒，正是所谓“市民社会”的重要表征之一，换言之，大众传媒表达公众舆论的功能，在这种市民社会的成长中逐渐得以强化，而这一功能恰恰是与其传统功能——国家权力之喉舌相对立的。因此，当大众传媒此一功能逐渐显现之时，与国家权力之代表——司法权力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但笔者认为，这样的结论有失偏颇。媒介审判在中国大陆地区之所以存在，并非由于大众传媒表达公众舆论的功能与其传统功能——国家权力之喉舌相对立。因为传媒在中国大陆地区，不仅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恰恰由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新闻媒体基于竞争的考虑，重视收视率、发行量，在定位上，更多地收集乃至放大民意。但最终指向并非司法权力，而是对现实社会中“违法未究”或“执法不当”等现象进行广泛报道或评论。这实际是新时期构建法治社会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只不过，媒介审判的结果往往容易矫枉过正：本要追求公正、正义，最后可能换来的结果却是偏颇和不正义。
二、媒介审判的新景观：媒体报道“李庄案”的表现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少重大案件中，媒体的报道产生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并影响了司法机关最终判决的结果。最重要的是，媒体在“媒介审判”的进程中，往往是积极、主动的角色。如果说有外力的作用，也不过是民意的力量。
但在李庄伪造证据案的相关报道中，由于事关重庆打黑除恶行动，所以出现了重庆媒体集体通过报道来“审判”李庄，另外一种现象是，重庆当地有关部门则雇用重点媒体《中国青年报》进行媒介审判。这样有组织、有策略的新闻操作，在笔者看来，是媒介审判的新景观。
2009年12月12日，北京律师李庄被重庆警方刑拘。随后，李庄因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后被重庆检方批捕。令人惊讶的是，2009年12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开始大篇幅披露李庄案情。
以《中国青年报》为例，该报2009年12月14日发表长达4600字的报道《重庆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律师李庄、马晓军重庆“捞人”被捕记》。在李庄案的首篇报道中，分为四个部分，标题分别为：《涉黑“老大”按响报警铃：我不想再与贪婪律师共同造假》、《律师李庄的确能“装”，一手“捞人”一手“捞钱”》、《李庄要求龚刚模出庭只说三个字：不知道》和《李庄等近20人被捕，律师何以知法犯法》。仅从标题看，李庄造假已经铁板钉钉的事，虽然该报12月20日才报道，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对李庄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提起公诉。
在上述长篇报道中，记者言之凿凿地写道：李庄一到重庆，就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多次“捞人”的“成功案例”。……欣喜之余，李庄向京城同行发出信息：“够黑，人傻，钱多，速来！”通篇报道像是对李庄的判决书，唯独缺少消息来源。最重要的是，没有李庄本人的回应。直到12月16日，中国青年报才以《李庄：“我没罪”》为题报道了李庄的态度。不过虽然记者没有变，但报道文字不到300字，而且只报道了李庄回应的两句话。
这样的操作手法显然是不符合客观、公正、平衡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与以往媒介审判不同的是，这篇重头报道却被同行揭穿：据新京报报道，12月14日，重庆警方披露，北京律师李庄被捕当日，警方就组织人为该案写了两份通稿。记者对比发现，一媒体当天刊发的报道与其中一份通稿基本一致，略有删改。此外，记者整理发现，在此案尚未经法院审判定罪的前提下，警方提供的通稿里出现大量定性词语（能“装”、一手“捞人”一手“捞钱”、混迹、讼棍等语词）。
不过，与警方“雇佣”中央级媒体更一进步的是，重庆本地媒体则在李庄被批捕后、公诉前的这段时间里，以集体作战的形式，对李庄进行火力甚猛的媒介审判。以下以重庆日报、重庆卫视和华龙网为例进行说明。
重庆日报的表现如下：
日期 | 版次 | 标题 | 类型 | 作者 | 内 容 |
20091214 | 头版 | 我市一涉黑杀人案辩护律师李庄 | 消息 | 记者 文峰 | 李庄要龚刚模在法庭上避重就轻，否认故意杀人、涉黑、涉毒等重罪……“如果如实供述将被枪毙”。……帮助被告与他人串证……他甚至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吊了八天八夜、打得大小便失禁”等谎言。 |
20091215 | 头版 | 我市社会各界热议律师“造假门”事件 | 消息 | 记者 刘洋 | 重庆锦扬律师事务所主任段茂兵：“有这样的同行，我感到莫大耻辱！”“我从业19年，从没听说有当事人主动举报律师，可见李庄的作假行为是多么卑鄙、低劣。” 市民张先生：“对这种不讲法律、不讲道德、不讲公信、不讲良心的律师，早就应该吊销他的律师执照，不准他再从事律师职业了。”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梅传强教授：“李庄被捕折射出了律师圈内的黑幕。” |
20091216 | 头版 | 对于律师涉嫌犯罪的一些看法 | 评论 | 北京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大明 | 此次李庄涉案也给那些为了谋取经济利益，企图挑战法律威严的不法律师敲响了警钟。 |
头版 | 市民呼吁：律师，用好你的“辩护权” | 消息 | 记者 刘洋 见习记者 李幸 | 市民张先生：“李庄身为一名法律人，却知法犯法，伪造、歪曲事实，性质实在恶劣。”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学生王新：“‘涉黑’审判需要律师，但不需要这样昧良心的律师。”市民李女士：“‘李庄’绝不仅仅只有一个。” | |
二版 | “黑律师”比黑社会危害更大 | 消息 | 记者 何清平 | 选用包括重庆网友在内的数位网友的观点。其中新浪网友“爱国青年”：一些律师为了金钱，随意践踏法律，泯灭良心，抛弃了职业操守。这样的“黑律师”，不是比黑社会还要可怕吗？ | |
二版 | 敬畏法律 依法执业 | 评论 | 正奋 | 李庄的行为，妨害了司法公正，让律师这个名称蒙羞。……李庄却知法犯法，打着法律的幌子，干着违法的勾当。也许在李庄看来，法律就是自己手里的橡皮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 |
20091217 | 二版 | 加强监督 斩断违法“黑手” | 评论 | 张启华 | 李庄事件告诉人们：形成监督合力，加强对律师队伍的监督管理，斩断违法的“黑手”，已刻不容缓。 |
二版 | 网友：但愿李庄只是个案 | 消息 | 记者 何清平 | 再度引用五个网友的观点。新浪重庆论坛网友“冰忆无痕”：李庄为代表的“打捞队”……“打捞行动”是他们道德沦丧，人格丧失的体现。 | |
20091218 | 头版报眼 | 律师更不能越“雷池” | 评论 | 张启华 | 正如一些网民所说：“黑律师”的危害，一点不亚于黑社会组织。整治律师中的“害群之马”是众望所归。 |
头版 | 黎强案代理律师赵长青： | 消息 | 记者 刘洋 |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原重庆市刑法研究会会长赵长青表示，律师在办案时，应严格依照《律师法》规定，不得违法取证、教唆当事人翻供、作伪证，不得践踏法律。如果相关方面能出示确凿的证据，证明李庄违法确有其事，那么李庄理应受到法律惩罚，这是任何一个法治社会的公理。 | |
20091219 | 二版 | 代理8起涉黑案的律师事务所主任说：“我们所有律师都认为代理很顺利” | 消息 | 记者 余虎 | 重庆志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杨文志在分析李庄案成因时认为，涉案律师把功利放在首位，违背了律师起码的基本职业准则，是其铤而走险、违法办案的重要原因。 |
二版 | 市司法局：坚决清除律师队伍中的害群之马 | 消息 | 记者 余虎 | 市司法局局长林育均说，“北京律师李庄涉嫌伪造证据的案件，重庆也有个别律师参与其中，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 |
20091220 | 头版 | 北京律协就“李庄事件”表示：相信重庆司法机关会依法办案 | 消息 | 新华社记者 赖 臻 | 北京市律师协会以文字的形式通报，“李庄事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任何人的罪与非罪都应当由国家司法机关按照法律程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出最终的判决”。 |
20091221 | 头版 | 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 消息 | 署名本报记者 | 昨日，记者从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获悉，该院已对龚刚模的代理律师李庄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提起公诉。 |
同样，重庆卫视也对李庄案做了大量报道。笔者搜索发现，从2009年12月13日以《重庆一涉黑杀人案辩护律师因涉嫌伪造证据等罪被批准逮捕》为题报道至21日的报道《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李庄被提起公诉》，共有七篇报道。这些报道的标题主要有《网友热议李庄事件》、《网友持续热议李庄事件》、《律师“造假门”事件：市民谴责 律师自律》、《社会各界持续关注律师“造假门”事件》和《律师观点：严格执业纪律 依法履行职责》等，和上述重庆日报的报道一样，属于典型的“有罪推定”。
笔者特别在华龙网上搜索“李庄”，找到相关网页约 169 篇有关“李庄”的网页。其中最早的文章出现在2009年12月14日，有七八篇文章，作者为该网记者和网友。《“史上最牛”律师李庄在重庆打黑正义声中应声落马 》、《 李庄重庆落网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必然结局 》和《“狗头军师”李庄栽重庆，只因读不懂一个“军” 》等标题触目惊心。
通过重庆日报、重庆卫视和华龙网的例子，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出，在李庄被正式起诉前的一周内，重庆媒体已经开始铺天盖地地进行“审判”。通过发表消息、评论、引用民众意见和网友评论，进而对李庄进行斥责。其中，引用网友评论这种方式则在上述三大媒体中都予以运用。在2009年12月18日的重庆日报上，署名张启华的评论《律师更不能越“雷池”
》居然放在头版报眼位置，可见对李庄案的重视程度。让人惊讶的是，在受访的人员中，不少是法学专家，但只有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原重庆市刑法研究会会长赵长青的言论才是基于“无罪推定”，称“证明李庄违法确有其事，那么李庄理应受到法律惩罚，这是任何一个法治社会的公理”（2009年12月18日头版）。
三、反思：媒体在社会主义法治中的作用
事实上，对传媒与司法的关系，近年探讨的文章非常多。但是，由于李庄案中媒体的表现，这让我们不得重新思考一个更宏大的主题：媒体在社会主义法治中的作用。结合李庄案，笔者认为至少应该明确如下几点：
（一）法治社会中的媒体角色
1948年，拉斯韦尔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提出大众传播的三种基本功能：监视环境、协调社会和文化传承。而普利策的经典名言则是对监视环境功能的阐释：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嘹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尤其在法治社会，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法律。那么，对于违法、违规行为，媒体显然应该体现其预警作用。而在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报道中，同样，也要秉持法律至上的准则。同时，对司法界目前存在的问题，如法官素质的低下，司法腐败，司法本身的不独立等问题也应及时、公开揭露。
因此，在法治社会中，媒体首先应该是知法、守法、护法和传播法律知识的典范。这应是媒体的底线。同样，传媒工作者首先也应是懂法、守法的公民。2006年3月11日—12日在杭州举行的“公开与公正——司法与传媒关系研讨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律顾问、高级编辑徐迅提出了12条媒体的自律规则：
1.记者不是警察；2.避免罪案报道的副作用；3.媒体不是法官；4.尊重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5.弱势群体予以特别关切；6.对不公开审理案件之案情不宜详细报道；7.不针对法庭审判活动进行暗访；8.平衡报道,不做诉讼一方的代言人；9.评论一般在判决后进行；10.判决前发表的批评性评论应谨慎限于违反程序行为；11.批评应当抱有善意,避免针对个人的品行学识；12.不在自己的媒体上发表自己涉诉的报道和评论。
如果我们以李庄案的报道为例，就会发现，所涉媒体都违反了“平衡报道,不做诉讼一方的代言人”和“评论一般在判决后进行”两条。同样，“对不公开审理案件之案情不宜详细报道”这一条规则被完全打破。
（二）法治报道与宣传纪律之关系
之所以笔者将李庄案的报道视为“媒介审判”的新景观，主要原因之一是重庆当地媒体集体作战。从这个角度，笔者推测这是由于当地有宣传纪律这根指挥棒的作用。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对在2009年12月14日至21日的报道甚至之后的报道，从没有李庄本人的采访及回应。另外，重庆本土外的媒体对龚钢模采访内容（“使了一个眼角”教唆）引发的质疑，其后对李庄律师对龚刚模案及李庄案的程序合法性问题进行质疑等多方争议，重庆本地媒体并没有将其作为报道重点。
据新京报报道，2009年12月28日，重庆市委一名官员透露，应重庆市高层要求，西南政法大学等院校已组织一批学者和专家研究打黑。在重庆学者的课题报告里，西南政法大学一名学者提出，重庆方面在处理执法、司法与媒体关系的问题上一直比较成功，但对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一案的信息发布方式存在严重问题。
该学者称，根据搜集的资料，对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重庆公安机关以通稿的形式，向媒体发布消息，当天晚上的重庆电视新闻台又以采访龚刚模、吴家友（龚刚模另一辩护律师）两人的形式，向社会证实李庄的犯罪嫌疑。随后，又允许媒体采访了诸多证人。 该学者认为，这些做法不仅不利于维护正常的侦查秩序，也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无罪推定”的权利。该学者认为，在侦查、起诉过程中，不应当公布证人情况和证据内容，应当成为侦查、起诉中处理与媒体关系的一条基本规则。
这些反思不无道理。重庆公安机关以通稿的形式，向媒体发布消息，可以看作是进行议程设置的一种方式（比如提供给中国青年报）。但对重庆媒体以整体的方式进行媒介审判，笔者认为还应从宣传纪律这一角度入手进行探讨。事实上，媒体在报道的题材取向，与新闻管理部门的政策指向和现实指导是密切相关的。比如有人指出，党的宣传部门在面对公共舆论事件时，我们更多的常规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选择：“拖”、堵、删和等。关于“等”，则更多地涉及司法案件，我们完全可以慢慢地等司法部门调查，按照法律的程序走下来。要把这个案子办完是比较漫长的一个时间，到那个时候公众的知情权无法满足。
但与上述“等”的做法相反，李庄案却是以有关部门主动出击为特征，从而人为地构造一个舆论氛围。但在结果看，却引发了公众的质疑，其混淆视听的功用也大打折扣。在新闻法制不健全的当下，新闻管理部门的一个电话、一个传真可能会深度影响媒体的报道，在这种情景下，如何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是李庄案后人们应研究的新课题。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呼唤
之所以出现媒介审判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可从媒体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考察：从外来说，主要是市场的压力（争夺收视率、发行量、点击率等。以民意的名义。）和利益集团的压力（如政府部门，当事方。以指令或金钱交易 ），而从内部来说，则主要是从业者专业水平不高。
前文已经探讨在面对外部影响时，我们应该反思的地方。在笔者看来，实际上内部影响力其实上在媒介审判中的权重更大一些。在这种背景下，重提新闻专业主义确是当务之急。
贺卫方曾指出，由于我国的主流媒体是所谓“机关报”类型，机关报式媒体的最大特点是它要以所隶属机关的意志为意志，而不能够单纯地以新闻事业的规则去运作。在一定程度上说，机关报式媒体不过是我们古典的邸报型官式媒介在现代的翻版。这也说明为什么有的媒体（包括报纸、电视、互联网）往往以政府公权力的延伸自居，在报道时完全摒弃了新闻传播规律，俨然成了一个法庭。
所以笔者认为，倡导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媒体来说是永不过时的。郭镇之认为，“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新闻学，一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 陈力丹则指出，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包括以下内容：“1．专业意识（监督社会环境的责任意识）；2．职业规范意识和评价标准；3．专业知识、技能和培训； 4．专业资格的认可；5．专业内部的自律； 6．专业精神的范例。……其最基本的要求是将传媒的责任、使命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笔者看来，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工作者的益处体现在：遵守职业高标，获得职业尊严；提升媒体的公信力；更好地服务公共利益。
显而易见，由于媒介审判的主角——各大媒体连基于的新闻操作规范都谈不上，如果实现新闻专业的最高理想——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呢？所以，如果新闻专业主义没有成为大多数新闻工作者的内在理念，那么，媒介审判将成为屡被诟病的顽疾。
注 释 (略）：
此文作于2011年2月，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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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唐安全君
张玉洪 | 2011年03月08日,21:50
记念唐安全君
图片说明：一九九一年五月九日，在重庆璧山县大兴初中附近的水库边上。从左至右分别为汪剑、陈刚、本人和唐安全君。
“你知道吗？唐安全死了。”
今年六月的一天，现居成都的刘兴品律师在电话里突然向我问道。他和唐安全一样，都是我初、高中同学。
“不会吧，我前年九月还回到重庆，和他两口子吃了一顿饭”。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刘律师又补充说，“他是去年死的”。
我顿时头脑乱了，疯狂拨打电话给在重庆工作的初、高中同学，终于证实唐君确已不在人世。打了一圈儿电话，对他的死因，有多种说法，这也更让我怀念起他来。
唐君和我一样，都是重庆郊县乡下穷孩子出身，家境贫寒。我们都属于不同的乡，在初中时，都考到了区属（比乡大一级）中学，还分到了同一个班：2班。那时候，他是我班的班长，长得高又帅气，学习成绩又好，深得男、女生们喜欢。到初三时，四个班中开始遴选出一个快班（汇聚成绩良好的同学），唐君和我又从2班挪了同一层楼的4班。
不料在中考（即中学毕业会考）时，我们区属的这所中学却有了新章法：所有学生不允许报考县中学，只许报考本校的高中，以确保优秀生源。全年级的人都认为此举太过荒唐，但唐君和我没有像有的同学那样去争，也未让自己的父母说情（当然，他们也说不上话），只好将高中岁月献给这所全县位次倒数的中学。
但这样的命运安排也改变了唐君的命运：高中时，理科生的他似乎与文科班（我班）的一女生熟络起来。但两人身高差距悬殊，聪慧程度也不一，所以大伙儿并没有在意。但高中毕业后，唐君考上山西太原的一所大学，那位女生上了专科，其后事情的发展让人难以预料。
后来听闻，唐君上大学时，曾害了一场怪病，女生的父亲（虽也是我县的一农民，但早年就已经征战建筑市场，1980年代已是万元户）力主将其空运回重庆最好的医院治疗，才拣回一条命。多年后的一天，唐君在重庆的一间办公室里向我证实，“当时我体温在40摄氏度以上，一个多星期都如此”。
后来，唐君毕业后没有找工作，直接帮女生的父亲及女生的几个兄弟，两人也结为连理。有一段时间，在岳父的支持下，唐君开了公司，贩卖钢材。记得2000年左右，我到重庆袁家岗唐君两口子租住的寓所，他们非常忙，而当时已经育了一小孩。2002年，再见到唐君时，他已经不再自办公司，而帮其妻弟做房地产开发了。还记得他曾向我抱怨拆迁旧住房的难处。
2008年9月，因出差重庆，我请在渝的初、高中同学聚餐。头天联系唐君时，他称自己已经返回璧山老家，所以无法和我聚了，并向我道了声珍重。不料，第二天中午我赶到同学代订的杨家坪那家餐厅楼下时，却见唐君夫妇正站那儿，依然是那么魁梧、光头，握手仍是那么有力。他告诉我，本已经回璧山县，但由于多年未见，很是想念，所以又开车返回重庆，来此一聚。还记得，那天中午吃过饭后，唐君就返回璧山，是因为他在和另一高中同学开办了一家饲料厂。不过，唐君的妻子则留下来，和同学们一起玩牌。
不料，这竟然是我和唐君的永别。事实上，在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里，我们一年里联系并不多，但逢年过节总会发一两条短讯以示祝福，让对方知道，这世间还有一个友人在惦念。
对于唐君的死因，同学中传说也多，一说是自杀，一说不小心坠湖死，还有人说他生前有外遇。但这些都无从考了。另一同学向我透露说，前几年，唐母因儿子的家事上吊自杀，具体事由也无从考。
但确定的是，唐君和他的母亲都已不在人世。在2010年，唐君要是活着，他不过才35岁。
作为有幸和唐君同学并相熟的人，有时我忍不住想，如果唐君当年动点人脉关系到县中学读高中，又或者，没有和他同学的妻子交好，是不是他还活在现实中，而家庭不会有这么多不幸呢？
2010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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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虚假新闻产生
张玉洪 | 2011年02月18日,20:35
如何避免虚假新闻的产生
□ 张玉洪
上海《新闻记者》杂志连续十年评选“年度十大假新闻”，年年评，依然层出不穷，而且不乏全国知名报纸。随着网络媒体的勃兴，虚假新闻将会呈现出数量增多、所涉题材广泛等特点。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如网络、手机等），其实都无法完全杜绝虚假新闻。主要原因是由于新闻生产过程中强调时效性，而在同业竞争中，为了抢时效，很多事实的核实缺失。
但在新闻实践中，新闻工作者还是应该尽最大可能避免虚假新闻的产生。个人认为有如下措施：
1.甄别信息来源
有研究者曾指出，“假新闻的根本特性是新闻事实源的虚假性。可以简单地说，以虚构出的新闻事实为本源的‘新闻’就是假新闻”。
在网络时代，由于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等广泛运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而传统媒体也从网络获取新闻线索，并有可能将其作为信息来源。
新闻线索与信息来源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是有可能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而后者则是新闻报道的一部分。并非所有的新闻线索都能成为信息来源。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生产过程（采写、编辑等），对信息来源一定要有细心甄别，尤其要防范来自网络的信息来源。
在“2010年十大假新闻”中，“金庸‘被死亡’”新闻位列其中。而信息来源为网络，《中国新闻周刊》官方微博并未甄别，就直接发出去了。
2.树立核实意识
在操作规范中，防范虚假新闻的产生，树立核实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就记者来说，质疑应是其天性，而核实是其专业素养。正如胡适曾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记者的工作同样也需要“小心求证”。尤其涉及一些争议性事件或人物时，要通过多个消息来源来进行相互佐证。
就求证来说，可分为证实和证伪。这都需要记者掌握掌握大量的核心事实，所以对采访的专业化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当然，当编辑发现记者采写的稿件有疑点时，也应即时要求记者进行核实。
3.强调全程监控
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记者、编辑、主编和总编都是把关者。在制度设计上，应该建立全程监控机制，只要发现有疑点，就应该要求相关人员解决。
全程监控的另一层意思是责任制，也就是当新闻生产全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虚假新闻，那么，有直接和间接责任的人都应对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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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 让我怎么说（像是写给崔健唱）
张玉洪 | 2010年12月30日,13:41
让我说什么
让我怎么说
所有的话你都说了
所有的情你都尽了
让我说什么
让我怎么说
真理总在你手中
逻辑总被你掌握
让我说什么
让我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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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安门城楼标语的浅见
张玉洪 | 2010年09月27日,21:00对天安门城楼标语的浅见
本人对此有不同看法。个人认为，“万岁”一说很有些封建的遗风（因在封建王朝，惟帝王方被人称万岁），再加之我国执政党信奉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万岁”一说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上述作者所改的标语中，却依然保留了“万岁”一词，本人认为解放思想还不够。“大团结”改为“和平”，也属于隔靴搔痒之举。
天安门城楼的标语，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其标准，首先因应中国民众的需要，兼传达人民共和国之立场。后者，是为展示对外形象之用。本人以为，标语不在长，而在精粹，也不应大而无当，也不应远离生活。所以，本人不才，建议改为“天下为公，民众为大”，这是共和国千年历史中追求的目标，也是宪政、共和的应然之选。中山先生“天下为公”之心久矣，在近年来国庆时的天安门广场上，其画像也得以展现缘何不以其追求的目标作为城楼的标语呢？
北京 张玉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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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術界對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的連署聲明 -- 終結血汗工廠
张玉洪 | 2010年06月08日,23:06中国的学界呢？？？？？
Subject: 台灣學術界對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的連署聲明 -- 終結血汗工廠 捍衛勞動人權
台灣學術界對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的連署聲明
終結血汗工廠
捍衛勞動人權
説明
本文的連署由台灣社會科學學者發起，內容是對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的反省與呼籲，目的在於喚起各界持續關注跨國品牌商的剝削行為、促進中國大陸的勞動人權與提高台商在中國大陸工廠的勞動條件，希望能募集100位台灣學者的簽名支持，在六月中以所有連署人的個人(或學術團體)名義公開發布(依姓名筆劃排序、僅公佈姓名及職稱)，並可能以英文版寄給蘋果電腦等跨國公司，此外不做其他用途。若您同意本文的立場或呼籲歡迎連署並請協助傳播，感謝您的支持！
連署書回傳之電子信箱與相關問題請洽活動發起人：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0918907877zoo42@hotmail.com
楊友仁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0968181352yyren@ms34.hinet.net
正文
從今年年初開始，台灣鴻海集團所屬的富士康公司位於中國大陸深圳的龍華廠區，驚傳13起員工自殺事件，其中有12起跳樓1起割腕，造成10死3傷的慘劇，令人感到震驚與疑惑。除了為死者哀悼之外，事件發生至今，這些員工死亡的真相、涉及本案各方的責任歸屬、公民社會的基本認知、輿論和政府應有的社會及政治責任，卻未得到釐清。
我們認為，鴻海富士康員工的連續自殺，是這些年輕工人對於壓迫人性的勞動體制，用生命做出永恆的抗議！這個摧殘工人生命的勞動體制之所以形成，有三方必須負責。
首先，鴻海富士康責無旁貸！
這個事件直接暴露了台商(不只是鴻海富士康)工廠軍事化管理模式的問題，即使相對於中國大陸其他廠商來說，鴻海富士康的工資不算低，但富士康「集中營」式的監督、控制工人手段，導致工人在工作與生活中感到非常疏離、孤單，每天十幾個小時的重複勞動，令工人身心俱疲，顯然是工人自殺的主要因素之一，並非宣布一次加薪就可以解決。
我們呼籲包括鴻海富士康在內的台商，終結軍事化管理模式，具體改善工作與生活環境，建立合乎人性的生產線流程，這不只是郭台銘一個人，或富士康一個廠的問題，而是所有台商需要嚴肅面對的企業責任。
第二個要負責的，是偏袒資方、未能保障工人基本權益的中國大陸政府。
被誤導性地稱為『打工者/打工妹』或『農民工』的私營企業工人，是帶動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成為『世界工廠』的無名英雄，然而這些工人卻必須面對勞動條件與戶口制度的雙重壓迫。以富士康為例，雖然其員工每月的工資高過深圳關外最低工資，卻不可能滿足『農民工』全家移入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其次，地方政府多半不願負擔外來工人的社會保險、醫療保健或農民工第二代的教育經費。第三，中國大陸的勞動法令並未落實，富士康工會代表人正是老闆郭台銘的助理，勞動合同法執行上也相當鬆散，但是這些不合理的勞動條件都『合法』！
我們呼籲中國大陸政府，盡快調高法定基本工資至基本生活需要水準，廢除城鄉或本地與外來者的戶口區隔，並調整既有工會體制，把工會還給基層工人，建立公平理性的勞資協商機制。
第三，以蘋果電腦為首的跨國品牌公司，應該為這次慘劇負責。
電 子業台商的薪資條件與勞動管理之所以如此嚴苛，與諸如蘋果、惠普、戴爾等歐美客戶的低價競爭要求脫不了關係。這些跨國品牌公司透過壓低委外製造成本、驅動 台商代工廠削價搶單，取得了巨大的利潤。代工廠訂單的單價降低進一步轉嫁，壓低了中國大陸工人的工資與勞動條件。於是我們看到，全球熱銷的蘋果iPad，每台售價為499美元，其中蘋果電腦就賺了約297美元，超過總售價的50%，蘋果電腦支付給鴻海富士康的每台代工費約11美元，約占總售價的2.3%，而負責研發代工的台灣工程師與生產線上的中國大陸工人，究竟得到多少呢？
我們強烈譴責像蘋果電腦這種透過全球價值鏈策略塑造血汗工廠而賺取暴利的跨國品牌公司，在蘋果產品時尚光鮮的表面下，是一條交織著血汗勞動與品牌暴利的利益鏈條，像iPod這樣極度不公平的價值分配結構，正是全球資本主義吝嗇而卑鄙的寫照。
然 而，台灣政府對此事件的反應是非常不恰當的，行政院吳敦義院長說『希望大家多給郭台銘鼓勵，因為他也是在拚經濟』，立法院王金平院長則說「媒體應該保護 『自己人』」，「他（郭台銘）的困難，也是國家的困難」，王金平、吳敦義兩位院長的論點背後的邏輯是：以拚經濟之名，台灣的財團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到中國大 陸或其他國家去為非作歹，剝削工人，破壞環境，而且出事的時候台灣媒體不該批評！這種說法等於政府為財團幫兇，鼓勵台商違反普世價值，破壞台灣國際形象與 兩岸關係，非常不恰當，對於以人權立國為施政理念的馬英九總統來說，更是一大諷刺！
無論在台灣還是在中國大陸，鴻海富士康本來就應該為員工自殘事件負起最大責任，我們希望，台灣的社會大眾與媒體能夠經由這次事件，體認到這些結構性因素對於兩岸勞動者的壓迫。
我 們強調，台灣社會應該保護的不是跨國的政商共犯結構，而是民主價值與勞動人權。鴻海集團、中國大陸政府與蘋果電腦等跨國品牌公司，都應該為鴻海富士康員工 自殺事件負責，我們無力阻止已發生的遺憾，但我們有機會努力讓遺憾不再發生。台灣輿論應該監督鴻海富士康改善廠內管理模式、敦促中國大陸政府改善勞動人 權，台灣民眾更應該對造就多起工人自殺的『血汗哀鳳』第四代進行抵制，直到蘋果等廠商願意投入更多心力，具體改善勞工(包括台灣與大陸工人)的勞動條件為止。
近日來，兩岸官方與媒體已經開始迴避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與中國勞工權益的議題。然而逃避它，淡化它，扭曲它，難道就不會有焦慮、就不會良心不安、就可以「自我感覺良好」？鴻海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終將成為一面高懸的明鏡，永遠提醒我們勿忘台灣社會的良知。
連署人姓名 (中/英文) | 連署人單位與職稱 (中/英文) | 電子郵件 | 附註/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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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湾政治大学冯建三教授提供，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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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新闻报道拼贴出真世界了吗？
张玉洪 | 2010年06月04日,22:22
新闻报道拼贴出真世界了吗？
□ 张玉洪
一家京城报纸在几年前创刊时，喊出了“我们负责报道一切”的口号。如今它已经不再这样宣称了，因为地球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再倒推数年，京城另一家报纸说：“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同样，它也成为不可能实现的诺言。
所以，当你打开广播、电视，翻开报纸、杂志，浏览网页时，显然并不认为这些新闻报道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甚至真实的局部）。同样，当你看到某幼儿园发生凶案时，也不会认为全世界的幼儿园都不安全。
那么，我们的疑问是：天下如此多的媒体，每天生产这么多新闻报道，它们像拼图一样，拼出一个真实世界了吗？若不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又是如何构建出来的呢？
一、媒介拼图：新闻报道与真实世界的距离
一群囚犯在一个洞穴中，手脚都被捆绑，只能背对着洞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身后燃烧着一堆火。在那面白墙上，他们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的影子，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这群囚犯会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最后，一个人挣脱了枷锁，并且摸索出了洞口。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他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向他们指明光明的道路。但是那些囚犯却并不相信。
这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的一个“洞中人”比喻。在信息时代时，人们同样也处于这样一个无形的洞里：无数传媒报道所组成的信息环境。当我们把感知世界的方式仅限于这些报道时，往往也会如洞中人一样身处假相中而不自知。
在《舆论学》一书中，政论家李普曼则把人们身处的信息环境命名为“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又译“假环境”）。他指出：“回过头来看，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看到，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递给我们时快时慢，但我们把自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当作现实环境本身来对待。”“……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个共同的要素，即人们和环境之间的插入物——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是在对拟态环境作出反应。但因为是行为，如果见诸行动，行为后果就不是出现在刺激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在行动发生的真实环境中。”
那么，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差距有多大呢？我们还是引用李普曼的原话吧：“新闻首先不是社会情况的一面镜子，而是一种突出事实的报道……任何偶然发生的事能被确定、具体化、衡量和定名称的越多，则能报道的新闻也越多”。①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把传媒的报道看作世界拼图的话，那些，它们拼出来的图画或许五彩斑斓，但显然如同油画之现实一样，作为一种选择后的再创作，它们与真实的世界已然有了极大的距离。
二、被制作的新闻：多因素角力的产品
美国学者塔奇曼有一本专著《Making News》，中译本翻译为《做新闻》。这其实说明了新闻产品像生产流水线上的物质产品一样，有一个制造流程。 只不过由于主角是人，且参与者众多，主观色彩深厚，所以这样的产品显然带有深厚的人为色彩。
这显然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别差别的本源所在。因为新闻报道不是一面全景的镜子，它是有着固定框框和角度的小镜子，其呈现出现给世人的面貌如何，与摆镜子的人有很大关系。
在笔者看来，在新闻报道产制的过程中，往往受到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1、外力影响
新闻报道往往受外力影响颇深，主要体现在将新闻作为执政资源、商业资源两种情况。
当新闻作为执政资源时，往往比较倡导宣传重于新闻，而在陈力丹看来，“第一，新闻重信息，宣传重形式；第二，新闻重新异，宣传重反复；第三，新闻重事实，宣传重观点；第四，新闻重时效，宣传重时机；第五，新闻重沟通，宣传重操纵；第六，新闻重平衡，宣传重倾斜。”②从上述对比就能看出宣传显然是人为的建构现实。
所以在1920年代初，李普曼与同事一同研究了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有关苏维埃的报道。在当时的美国，这些报道被认为是国际事物方面最权威、最可信的文章。但是，李普曼等人的研究结果却显示：“有关俄国情况不是实际所发生的新闻，而是人们期望看到的新闻。”③同样，戈培尔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宣传部长时，倡导并践行“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等观点，从而把德国人民绑架到世界大战的战车之上。
注重将新闻媒体作为宣传工具在民主国家也不例外，乔姆斯基就指出：“国家拥有庞大的机构，专事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更令人惊讶的是，民主国家的这类机构更为强大， 因为在民主国家不能用武力镇压民众，只能通过控制思想来统治人民”。④
在中国现当代的新闻传播中，“新闻作为一种执政资源”是一个传统，所以对宣传的重视也一如既往。但笔者的观点很明确：“需要指出的是，在突发事件的报道时，奉行这个原则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日常新闻管理中，则不宜过度强调，否则容易被当作控制乃至封锁新闻的借口”。⑤
除了新闻作为执政资源外，当新闻作为商业资源时，同样其报道的内容和样式受到极大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受众商品论
在西方，学者们对作为商业资源的新闻有深切认识。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密塞就曾提出“受众商品论”：“受众是大众媒介的主要商品。大众媒介的构成过程，就是媒介生产受众，然后将他们移交给广告商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往往与受众形成共谋关系，“报道你想看的，而不报道你应知道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的皇马中国行。新闻娱乐化的表现达到极致。当年8月4日北京晨报甚至做为题为《皇马“遗迹”卖高价：签字足球2.1万 小贝睡衣2800元》的报道⑥。这种黄色新闻的作法纯属片面迎合受众趣味，但同时又堵住了其它有价值消息的传播。近年来，杨丽娟追星闹剧、“犀利哥”、“凤姐”的报道，都有这种倾向，媒体喧嚣一时，只为点击率、发行量，却忘记了自身的社会责任。
2）新闻场
布尔迪厄则在研究电视时提出了“新闻场”的概念：“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
不只是电视，所有新闻产品本身具有商品性（或商业性），同时，它又受到商业环境的深刻影响，所以新闻产制过程显然不是那么纯粹，首先在新闻来源方面受制颇多。正如Norman Solomon和Martin.A.Lee所认为的那样：“今天新闻传播的问题不在公然说谎的泛滥，而是资讯的提供受到既得利益的限制之后，新闻报道漏掉了什么。”⑦
当新闻作为一种商业资源，对于产制的争夺就在或明或暗的情境下进行。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我国，一些商业机构或利益集团通过新闻媒体传播有利于自身的信息，而对不利于自身的信息则采取箝制和控制的手法。这就导致“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屡见不鲜。1990年代以来，不少矿难发生后，并没有公开报道，在“私了”中断送了公众的知情权。
2、内部影响
除却外部影响外，新闻媒体在报道外部世界时，还受到自身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新闻作为框架”（NEWS AS FRAMING）。这一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才兴起的，但至今仍热度不减。
黄旦在归纳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时指出⑧，框架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媒介的生产，即媒介怎么反映现实并规范人们对之的理解；2）怎样反映现实，如何建构意义并规范人们的认识，最终是通过文本或话语——媒介的产品得以体现；3）框架理论关注媒介生产，但并不把生产看成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把生产及其产品（文本）置于特定语境——诸种关系之中。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臧国仁则对新闻框架与真实建构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他引述Wolfsfeld的观点，称有五个影响新闻框架形成的因素：1.新闻媒体组织的自主性，或是受政府控制的程度；2.社会事件的讯息提供者（即消息来源）；3.新闻组织的流程或常规：如新闻工作者喜以政府或其他建制组织为其采访路线中的主要守线对象，使得官方立场在政治争议中占有先天优势；4.新闻工作者的意识形态，亦常影响框架的形成：如记者习以社会正义者自居，以致影响其报道新闻的角度与选材方式；5.社会事件受到原始组织影响的程度，也是新闻框架的成因。⑨
就上述五个因素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媒介组织的自由程度、跑口记者对既定路线的依赖程度、新闻工作者的观念，都属于新闻报道的受媒体自身影响的重要因素。这就不难解释，受众通过新闻报道的世界，其实就是媒介组织及其新闻工作者布置的一个窗子，框定了一个世界。
三、解决之道：兼听权与新闻专业主义
我们现在已经很明确了，对这个现实世界的新闻报道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且在各方博弈下才得以与受众见面。显然它们与世界本来的面目已然有了差距。
那么如何解决这样吊诡的现状呢？在笔者看来，这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受众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有什么样的媒体，就有什么样的受众。所以媒体分化了受众。那么，我们若反过来想想，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受众，就有什么样的媒体呢？这种推断应该大致不差。这从中国大陆报摊上既存在多种八卦类杂志，也存在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就能看出来。
所以从认知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说，受众（也就是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应该有主观能动性。这需要引入传播学里的一个概念：兼听权。 所谓兼听权，指的是公众通过不同媒体，尤其是立场、观点不同的媒体，听取彼此各不相同的信息和观点的权利。兼听不同于多听，多听可能包含着重复，而兼听必然包含着差异乃至对立⑩ 。
所以对受众来说，永远不要奢望从单一媒体上能够完整这个世界，正如不能奢望通过仅看央视《新闻联播》或《南方周末》就看懂了中国一样。当受众看不同媒体的新闻报道时，会发现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新闻信息丰富了自身的知识版图。 除了从多种媒体（多地区、多种类）获取新闻信息之外，受众还需要具有信息鉴别、分析、判断和综合的能力。
2、媒介层面
新闻报道的产制中，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即令在WEB2.0时代，草根记者或公民记者开始大量涌现，但媒体机构/公司依然掌握着形塑世界（t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的强大权力。这不是对“魔弹论”的重申，而是强调了在信息传播中，渠道控制的确占据了重要地位。
针对前述新闻报道受到内部影响的因素，为了让报道与现实世界的差距缩小，笔者认为应对媒介机构/公司和新闻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践行新闻专业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则指出，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包括以下内容：“1．专业意识（监督社会环境的责任意识）；2．职业规范意识和评价标准；3．专业知识、技能和培训； 4．专业资格的认可；5．专业内部的自律； 6．专业精神的范例。”⑾
在笔者看来，新闻专业主义其实是将传媒还原到它的本来面目：作为社会公器。所以在报道中是基于公共利益，而非一已或某压力/利益集团的工具。从中国新闻史上，新记《大公报》 “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很好的例子。
对记者来说，在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进行采访报道，显然是应然之选。此外，基于框架理念，包括记者在内的新闻工作者都应有自省意识，此外还在工作中尝试打破固有的认知框架， 摒弃一些刻板印象，还原和再现世界的本来面目。比如在汶川地震救援期间，有媒体敏锐地发现在志愿者中不少是八O后，报道后让国人对这他们从此刮目相看。
此外，由于社会发展太快，而信息更新的速度也惊人，在这样的情境下，新闻工作者的头脑不应是成为知识的死湖，而应即时翻新。在现实情境下，一些跟风报道颇多，失却自己的判断，从而也没独特的坚持。几年前关于杨丽娟追星的报道就是很好的例子：众多媒体只是看到现象，并没有人文关怀及深刻剖析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甚至有的网络媒体还参与其中，为点击率深度介入事件的发展。⑿
对于互联网时代我们如何认知世界，吴敬琏先生有这样的评论：“如果我们除了在互联网上看新闻、视频资料等，不阅读的话，就会看现象比较多，比较关注近期的问题，而不能考虑它背后的机理，不能预见，这样就会出问题……上网和阅读两者不可偏废”。⒀这样的警语同样值得新闻工作者听取。
此外，大前研一在新书《低智商社会》中提到，“在中国旅行时我发现：城市遍街按摩店而书店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如何提供有益的信息并引导受众理性思考，其实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3、社会层面
在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里，新闻媒体显然不是无限自由的猛兽，这同样受制于受众力量、政策环境的影响。但新闻媒体不是天然就会自律到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操守来行事。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力量来促进新闻媒体走上其理应坚持的轨道。
在这一过程中，媒介素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所谓媒介素养，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给出了如下定义：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产媒介信息的能力。⒁
从主体上来看，媒介素养教育工作可通过如下渠道：一是通过学校开设媒体素养课程，提高普通公民对媒介信息的鉴别和分析能力；二是媒体对普通公民进行开放，从而让他们了解新闻生产的流程，三是如有可能，政府部门或传媒机构可以组织普通公民进行评报或共议某一话题的报道，从而形成良好的互动。以上三种措施，都能从一定程度上提高普通公民的信息分析能力，从而也有助于媒体更加专业。
此外，在社会力量方面，对新闻媒体的报道，相关组织应有进行申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而普通受众同样应具有上述权利。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所提出的“报刊的有机运动”⒂才能得以实现。一些假新闻、公关新闻才能有效地减少。
注 释
① 李普曼：《新闻的性质》，载林珊：《李普曼》，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P127
② 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P2－4
③ 转引自袁军：《大众传播时代“媒介环境”的负面功能》，新闻记者2010年第5期
④［美］诺姆·乔姆斯基等著：《宣传与公共意识》，信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P195
⑤ 张玉洪：《与时俱进话“新闻”——近年来中外学界对新闻本质的研究述评》，新闻记者2009年第12期
⑥ 参见本人批判该现象的拙文：《皇马中国行：我们应该怎样建构现实》，载吴飞主编《传媒批判力》一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⑦ Norman Solomon,Martin.A.Lee:《不可靠的新闻来源：透视新闻真相》（A Guide to detecting Bias in News Media）,杨月荪译，正中书局（台北），1995年6月台湾初版。所引文字见P11。
⑧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P231-232
⑨ 以上相关论点引自臧国仁：《新闻报道与真实建构：新闻框架理论的观点》，《传播研究集刊》（台北）第三集（1998.12）
⑩ 《论兼听权》，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5期
⑾ 陈力丹：《传媒社会职责、职业意识与经济利益的博弈》，传媒观察（南京）2004年第8期
⑿ 参阅张玉洪：《媒体的缺位与错位. ——以“重庆钉子户”及“超级粉丝”杨丽娟报道为例》，传媒观察2007年第6期
⒀ 吴敬琏：《在阅读中求思路，在比较中取经验》，载其主编：《比较》2009年第1期（总第40辑），P9
⒁ 参见张开：《媒介素养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94
⒂ 1843年，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写道：“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揭示出来。最初，这个完整的事实只是以同时发展着的各种观点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观点有时有意地，有时无意地揭示出现象的某一方面。但是归根到底，报纸的这种工作只是为它的一个工作人员准备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统一点整体。报纸就是这样通过分工——不是由某一个人做全部工作，而是由这个人数众多的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担负一件不大的工作——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
本文刊于 《青年记者》2010年5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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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专著《负面报道不是坏东西》自序
张玉洪 | 2010年05月04日,18:30
谢谢台湾政治大学冯建三先生的推荐。
自 序
對負面報道這個詞，華語世界的普通人應該都是耳熟能詳的。但它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東西？我之前和大多數人一樣，不甚了了。去年下半年，由于面臨博士研究生畢業，我選擇了這一題目作爲學位論文研究的對象。耗時大半年，總算將它認識得更加透徹了。
當時本來定的題目是《論負面報道——作爲一種題材取向的新聞實踐》，但當我再回看自己的論文時，才發現它其實是在闡述“負面報道不是壞東西”這一主題。這在一些媒體相對獨立、言論相對自由的國度，這顯然只是一個常識。
但事實上，在中國大陸地區（乃至大中華地區），常識往往幷不天然地等同于人們的共識和社會生活中的行動指導或準則。這的確是一件遺憾的事情。當然美利堅合衆國也曾經歷過常識缺乏的年代，而普及常識的人也未見得總是備受人們的青睞。英裔美國思想家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1776年發表小册子《常識》（《Common Sense》），公開提出美國獨立問題。小册子痛斥世襲君主的罪惡：“在上帝眼中，一個普通的誠實人要比從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壞蛋更有價值。”而在他的一生中，通過不同的著述來闡述常識，從而成爲一個“世界公民”。但他却因此“激起天怨人怒，自然落得個遺骨飄零，死無葬身之地的悲慘下場”（朱學勤語）。
對于能研究負面報道這樣一個題目，我很慶幸但也不自喜。之所以慶幸，是因爲在華語世界裏，至今沒有人有專著研究這一命題，而它却在新聞實踐中廣泛運用，幷成爲一種社會話語；我不自喜，則是因爲從某種意義上說，研究這一命題，提出“負面報道不是一個壞東西”這一常識性斷語，其實是一種悲哀。這是由于中國轉型的社會發展之路，很多概念需要厘清，很多普世價值需要有人宣揚。一個顯明的例子是政治學學者俞可平在中國大陸提出“民主是個壞東西”，居然一時成爲熱門話題。
從我個人的研究取向來說，負面報道其實只是一個小切口，意在解剖中國大陸地區新聞管理和新聞政策中的問題。但在目前大陸地區的學術研究環境下，存在兩種傾向，一種是對宣傳話語熟視無睹，認爲不應作爲嚴肅學術研究的範疇，一種則是基于意識形態的考量，在研究一些命題時進行“自我審查”，從而導致在做所謂學問時將自我定位于官方追隨者或美飾者的角色。這當然就無法達到陳寅恪先生所說的“不自由，勿寧死”之境界。
本人還很年輕，三十出頭，或許是生于鄉野的原因，在從事研究時幷沒有什麽顧忌。我珍惜自己難得的求學經歷，立志成爲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按照殷海光先生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中的說法，“一個知識分子要成爲一個健全的知識分子，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獻身真理”。我固執地相信，一個知識分子，他（她）理應是國家的牛虻，以促進國家的進步和增進民衆的福祉爲最大要務。而在這樣的一生追求中，薩義德所倡導的“向權勢說真話”當然是一種踐行手段和爲學風範。
雖然本人對于這樣的目標心嚮往之，但恐學力不逮。蒙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厚愛，這部書稿得以率先在臺灣地區面市，希望書中的一些淺見能讓朋友們對大陸地區的新聞實踐和新聞管理有較全面的瞭解，同時也樂意聽取尖銳而中肯的意見。是爲序。
张玉洪
2009年6月28日于北京高家園
《负面报道不是坏东西——中国新闻实践中的真命题》2010年5月将于台湾秀威资讯公司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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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习作：上课时我在想其他事情
张玉洪 | 2010年01月11日,17:22
冲击这座城市每一扇关紧的门
你可以举起高贵的手
窗玻璃就会在一瞬间四分五裂
我的胡须在一夜之间高了两寸
它的模样总是随风而倒
煤质的发丝伏在瘦瘠的额基地
有一支悲歌缓缓流传如泣如诉
父亲，你的臂膀还能撑住黄沙满天吗
良田万项已被现代文明吞噬
母亲，你的足迹错综复杂还能演绎舞步吗
骄傲的风暴把我们可爱的家园欺扰
球狀世界最终驶入黑夜的深渊
那一株桀骜的小草眨巴着睡眼
我爱的人，我不爱的人
你们的神情教我一生感伤
教书先生继续传道授业
他的思维落后抑或超前时代
大花开放的姿态我正好在场
只是这世界与我有关或无关
一种悲壮让我想起课外的事情
大二（1995）时走神时所写。今天翻看到。献给现在仍然睁着茫然双眼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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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烟灭的中国人：2009中国矿难死伤不完全版（只转不评）
张玉洪 | 2010年01月11日,16:35
【附】矿难日志（不完全记录） 整理武宜三
1月6日，江西萍乡矿业集团宜萍煤业公司顶棚发生漏垮事故，6人死亡。
1月10日，云南曲靖市富源县大河镇篆湾煤矿1号基建井地面煤场，发生坍塌事故，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
1月14日，吉林卓隆矿业公司井下罐笼升井发生事故，4人死亡
1月19日，广西柳州市融水县永乐乡洛西村非法盗采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人死亡、1人被埋。
2月12日，四川达州市达县新荣煤矿井下瓦斯窒息事故，5人死亡。
2月13日，贵州毕节地区织金县珠藏镇织河煤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8人死亡。
2月14日，重庆市奉节县兴隆镇石乳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造成3人死亡。
2月22日，山西西山煤电集团屯兰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74人死亡，住院治疗114人，其中危重伤员5人。
2月22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巩山镇巩山磷矿井下发生炮烟中毒事故，3人死亡。
3月5日，四川省达州市金龙集团寿田嘴煤矿在连南巷维修时发生顶板垮塌事故，造成4人死亡。
3月8日，安徽池州市东至区，迈捷矿业公司花山锑金矿井下掘进施工时发生炮烟中毒事故，5人死亡。
3月8日，四川省宜宾市高县白庙乡芙蓉村煤矿发生透水事故，5人死亡。
3月9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聚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路鑫聚煤矿井下发生中毒事故，6人死亡，3人受伤。
3月12日，甘肃天祝县隆德煤业公司瓦斯爆炸事故，造成6名矿工遇难。
3月13日，甘肃白银市平川区丰源顺煤矿发生有毒气体泄露，7人遇难。
3月18日，贵州六盘水市盘县特区羊场乡羊场煤矿发生顶板事故，5人死亡。
3月21日，湖南省常宁市矿井发生透水事件，13名矿工遇难。
4月4日，黑龙江鸡西市鸡冠区金利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2人遇难。
4月6日，重庆巫溪县下堡镇八字庄煤矿发生瓦斯燃烧事故，3人死亡。
4月12日，四川宜宾市珙县马鞍山煤矿瓦斯爆炸事故，3人死亡，5人受伤。
4月17日，湖南郴州市永兴县樟树乡大岭煤矿炸药爆炸事故，19人死亡，1人失踪。
4月27日，湖南益阳市安化县梅城镇清水村皮井煤矿发生透水事故，5人死亡。
5月4日，辽宁朝阳市北票市平房金矿发生透水事故，5人遇难。
5月15日，云南昭通地区镇雄县五德镇干沟村茶山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0人死亡、3人轻伤。
5月16日，山西大同矿务局麻家梁煤矿主立井工程发生炮烟窒息，11人死亡，4人重伤。2人轻伤。
5月17日，湖南娄底市冷水江市龙盘山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6人死亡，4人受伤。
5月20日，四川宜宾市长宁县玛瑙煤矿发生透水事故，6名遇难。
5月24日，湖南郴州市永兴县马田镇二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4人死亡。
5月28日，云南省开远市妈达煤矿地表水涌入矿井，1人死亡、2人下落不明。
5月30日，重庆市綦江县同华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30人死亡，77人受伤，其中12人重伤。
5月31日，四川雅安市天全县泉水煤矿发生垮塌事故，3名遇难。
6月2日，新疆兵团农十二师，昌平矿业公司瓦斯爆炸事故，3人死亡、5人轻伤。
6月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昌吉州白杨河煤矿瓦斯突出，7人死亡，81人获救。
6月6日，黑龙江绥化市庆安县帝圣矿业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窒息，3人死亡。
6月11日，辽宁阜新市阜新县河东煤矿瓦斯爆炸事故，3人死亡，15人受伤。
6月13日，湖南省娄底市金胜煤矿发生透水突泥事故，5人死亡、3人失踪。
6月16日，山西霍州煤电集团庞庞塔矿发生吐库事故，3人死亡。
6月17日，贵州黔西南州晴隆县中营镇新桥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5人获救，16人死亡。
6月19日，贵州黔南布州贵定县新巴镇田湾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6人死亡。
6月21日，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县章驮乡煤矿一氧化碳中毒，3人死亡。
6月23日，云南曲靖市师宗县宏兴煤矿发生顶板事故，3人死亡。
6月24日，河南洛阳市伊川县奋进煤矿黄运输皮带巷皮带着火，6人死亡
6月29日，山西晋城市陵川县北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井下事故，3人死亡，1人受伤。
6月30日，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地湖煤矿瓦斯爆炸，3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8人受伤。
7月1日，贵州省毕节地区纳雍县鬃岭镇狮子村采煤窝点发生事故，5人死亡。
7月4日，湖南省嘉禾县袁家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6人死亡。
7月4日，重庆市合川区康佳煤业公司发生煤与瓦斯突出，5人死亡，1人受伤。
7月8日，福建永定老寮坑煤矿发生透水事故，4人死亡，3人失踪。
7月10日，河南济源市济源煤业公司八矿，发生坠罐事故，11人遇难。
7月11日，河北钢铁集团石人沟矿发生爆炸，8人死亡、6人受伤。
7月12日，山西长治市长治县王庄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3人被困井下。
7月13日，安徽宣城市广德县劲羚矿业公司井下发生冒顶事故，3人死亡。
7月14日，贵州毕节地区大方县大方镇高店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4人死亡。
7月16日，黑龙江鸡西矿业集团城山煤矿发生片邦事故，3人死亡、6人受伤。
7月16日，江西乐平矿务局涌山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4人被困。
7月19日，云南大理州祥云县云南驿镇，明凯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3人死亡、2人受伤。
7月21日，贵州安顺地区平坝县齐佰乡下寨村煤矿，巷道塌方，4人死亡、3人受伤。
7月21日，湖南郴州市嘉禾县夹木岭煤矿井下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3人死亡。
7月21日，北京市房山区发生矿工韩某被人用石头砸死后埋在两米多深的矿井里，作案的竟然是其亲属，目的是骗取赔偿金。
7月22日，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区鑫永丰煤矿发生漏水事故，5人死亡，18人失踪。
7月23日，内蒙赤峰市林西县琥珀南沟萤石矿通风井进水，3人死亡。
7月26日，江西吉安市井冈山市龙泉矿业发生透水事故，3人死亡。
7月26日，云南昭通地区威信县菜子湾煤矿瓦斯爆炸，3人死亡。
7月27日，四川凉山州益门煤矿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生垮塌事故，8人死亡，8人受伤。
7月29日，云南曲靖市富源县雅口煤矿发生水害事故，3人获救，5人死亡。
7月31日，湖北宜昌市秭归县大块田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6人死亡。
7月31日，陕西榆林市神木县孙家岔镇赵家梁煤矿冒顶， 1名被困。
8月1日，四川乐山市沐川县宇业煤矿发生瓦斯燃烧事故，6人死亡。
8月1日，云南曲靖市宣威县双河煤矿瓦斯爆炸，5人下落不明。
8月1日，湖北宜昌市秭归县梅家河乡大块田煤矿瓦斯突出，6人下落不明。
8月1日，河南平煤集团平禹煤电公司四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14人死亡，9人下落不明。
8月3日，贵州黔东南州天柱县石坪大湾煤矿发生瓦斯窒息事故，3人死亡。
8月4日，江西省萍乡市新岭煤矿发生一起透水事故，3人死亡。
8月5日，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世纪通煤矿塌方，1人死亡。
8月6日，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富通煤矿瓦斯爆炸事故，5人死亡。
8月7日，湖北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顺银煤矿发生窒息事故，3人死亡。
8月9日，湖南娄底市双峰县杏子铺镇测水煤矿发生顶板事故，3人死亡。
8月13日，贵州六盘水市六枝特区郎岱镇青菜塘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63人获救，3人死亡，1人受伤。
8月17日，广西河池地区环江县大沙坡煤炭探矿普查区瓦斯爆炸。5人死亡，1人受伤。
8月18日，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尚岗煤矿发生巷道垮塌事故，至少7名遇难，3人下落不明。
8月18日，辽宁沈阳市法库县柏家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26人死亡。
8月22日，重庆南川县韦家湾煤矿井下发生一起顶板事故，4人获救，3人死亡。
8月24日，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发生瓦斯窒息事故，4人死亡。
8月24日，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山西星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4人死亡。
8月24日，贵州毕节地区纳雍县阳长镇么公营煤矿煤与瓦斯突出，3人死亡，5人受伤。
8月25日，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季家老林发生瓦斯爆炸事故，4人死亡、1人受伤。
8月25日，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东源乡虎塘冲煤矿发生透水事故，7人死亡。
8月26日，贵州毕节地区黔西县江丰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7人死亡，3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8月27日，河北开滦集团赵各庄分公司发生被困案件，9人被困。
8月28日，湖南郴州市北湖区原鲁塘镇积财石墨矿发生中毒窒息事故，15人死亡。
8月28日，新疆巴音郭楞州库尔勒市塔什店矿区巴州煤矿五号井洪水冲毁防洪坝，3人失踪。
8月30日，重庆天府矿务局三汇三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3人获救，7人死亡。
8月30日，湖南常德市石门县五峰山煤矿发生顶板事故，死亡4人。
9月4日，广东韶关乐昌市北乡镇大湾萤石矿发生中毒事故，4人死亡。
9月5日，重庆市荣昌县治安煤矿发生跑车事故，3人死亡。
9月6日，湖南娄底市冷水江市铎山镇茶子山煤矿发生局部瓦斯爆炸事故，6人获救，6人死亡。
9月8日，河南省灵宝市金源矿业公司王家峪矿井下发生火灾事故，13人死亡。
9月8日，河南平顶山市新华区新华四矿井下瓦斯爆炸，79人死亡。
9月10日，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长安煤矿发生运输事故，7人死亡。
9月12日，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巡司镇金鑫煤矿瓦斯爆炸，4人死亡。
9月19日，甘肃酒泉肃北县凯富矿业公司金庙沟煤矿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4人死亡，1人轻度中毒。
9月25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灵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放炮作业时发生中毒事故，5人死亡。
9月28日，湖南郴州市永兴县蜈蚣岭处的非法煤矿发生瓦斯中毒事故，3人死亡、1人受伤。
9月30日，吉林白山市江源县砟子煤矿发生跑车事故，3人死亡，受伤7人。
10月7日，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东风镇拱桥村采煤窝发生窒息事故，10人死亡，4人受伤。
10月8日，安徽宣城地区宁国县乌石矿业公司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3人死亡。
10月8日，湖南娄底市冷水江市锡矿山闪星锑业公司南矿发生钢丝绳断绳事故，26人死亡，5人重伤。
10月9日，辽宁阜新市海州区中兴煤矿有限公司发生火灾，6人死亡，7人下落不明。
10月14日，宁夏神华宁煤集团大峰矿羊齿采区发生爆炸事故，14人死亡、2人重伤、5人轻伤。
10月15日，浙江绍兴市诸暨市浣东街道盛兆坞三村俞高坞石灰石矿土石方坍塌，3人死亡。
10月20日，湖南湘西州花垣县太阳山邓克松矿峒发生冒顶事故，3人死亡，1人轻伤。
10月22日，湖南衡阳市耒阳市南阳镇严家冲煤矿南翼发生一起透水事故，4人死亡，2人失踪。
10月22日，北京房山区史家营乡黑煤窑发生事故，1人死亡。
10月26日，云南昭通地区巧家县小河铅锌矿炉房沟3号矿，井下放炮后矿洞内冒顶，4人死亡。
10月29日，贵州黔南布州福泉县，双龙煤矿井下发生透水事故，3人死亡，5人受伤。
11月7日，北京房山区史家营乡龙王庙煤窑发生事故，3人死亡。
11月7日，贵州遵义市桐梓县龙会场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4人死亡。
11月10日，四川甘孜州康定县雅拉乡康定金矿发生塌方事故，4人死、1人伤。
11月10日，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县福利厂沙巴台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8人死亡、11人受伤。
11月12日，黑龙江双鸭山市宝清县国明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造成7人被困井下。
11月16日，山西吕梁中阳黄土崩塌事故，13人遇难。
11月21日，黑龙江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瓦斯爆炸，108人遇难。
11月22日，湖南怀化市辰溪县郭家湾煤矿井下发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11人死亡，1人重伤，3人轻伤，3人失踪。
11月28日，吉林省梅河口市中和煤矿溃水事故，16名井下作业人员被困。
12月27日，山西省介休市煤矿井下爆炸，12人丧生，4人送医院观察。
12月28日，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麻栗树煤矿瓦斯爆炸，11人都被掩埋，至少5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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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9年十大假新闻
张玉洪 | 2010年01月04日,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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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可预约【麦田书房沙龙】易立竞 用真诚对话
张玉洪 | 2009年12月20日,22:43【麦田书房沙龙】易立竞 用真诚对话
她做过财经记者，社会新闻记者，见过黑暗和绝望，尊重阳光下的所有生命。
她的作品能让你读到善良的尖锐和不张扬的智慧。
12月27日，易立竞携新著《中国导演访谈录》做客麦田书房，与读者面对面亲切交流，关于人物采访、关于职业生涯、关于新闻理想……
易立竞
现任《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曾于2005、2008年荣获《南方周末》传媒致敬之年度文化报道。作品有《病人崔永元》、《巩俐：我对我的人生特满意》、《赵本山：为国人生产快乐的农民》、《赵薇：不靠男人不靠权贵》、《李亚鹏：我不是个放浪形骸的人》、《葛优：贺岁片千万别沉重》等。
《中国导演访谈录》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9年11月
18位中国一线中国一线知名导演，纵论中国电影的复兴与坚韧，既有对时代与体制的苦苦追问，也有对民族与文化的深深反思，既言及走出国门的热情与抱负，也坦诚自立于世界电影的自信与抱负，既可见他们台前身影的绚丽多姿，亦不避他们幕后人生的冷暖悲欢。 《中国导演访谈录》，让人一窥中国导演们的家国天下。
【提前预约】
场地有限，40位坐席，请提前预约。麦田书房电话：010-65759447
【活动时间】
12月27日（周日）下午2:00-4:00
【活动地点】
麦田书房
北京 朝阳区 定福庄东街4号，传媒大学地铁站北行100米
关于麦田书房
传媒人的专属书房，“和麦田一样广袤宽容，但我们供给精神食粮。”它是一家纯粹的书店，力求专业精深、藏品丰富，精选思想性、学术性、实用性的经典之作。它是一家异于常态的书店，它倡导文化和精神，有信仰、有主张、有追求，它不是单向的，它将积极促进书店、校区、读者间的文化互动、思想交流、创意分享与资讯传播。我们将在麦田中不竭地悉心耕种、培育，与人们分享收获、交流思想、传承智慧。
豆瓣活动http://www.douban.com/event/11369602/
麦田书房豆瓣主办方http://www.douban.com/host/media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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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下载 新闻业界动态网站
张玉洪 | 2009年12月17日,14:31
http://www.nangeng.com/observer/
很不错的南耕观察团队
可以定期 不费事地了解相关信息
谢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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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默多克：数字时代的新闻业
张玉洪 | 2009年12月16日,12:41
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很多新闻企业都在关门歇业或削减规模。毫无疑问，你们会听到一些人说，新闻业岌岌可危，而这要归因于数字化的进攻。
我要说的刚好相反。新闻业的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希望；它受到的局限，只会是编辑和制片人不愿意为读者和观众的利益争取，或政府以粗暴的手段，对我们施以过度监管或者是提供补贴。
Corbis从一开始，报纸的繁荣就因为一个原因：因代表读者利益、为读者提供对他们重要的新闻而赢得的一种信任。即报道他们所生活的社区，揭露政府或企业的腐败，并无所畏惧地面对有钱有势的人。
依靠技术，现在我们能够以更大的规模来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有手段去接触数十亿以前得不到可信、独立信息源的人群。他们要提高在社会中的地位，保证其政府履行职责，并追求自己的需要与梦想，可信、独立的信息源就不可或缺。
这是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将取得成功？当然不是。一些报纸和新闻机构不会适应我们时代的数字化现实──它们将会破产。我们不应该把它们的破产归咎于技术。新闻业的未来属于勇者，而能够繁荣兴旺的，将是那些找到新的、更好办法满足观众、听众、读者需求的公司。
首先，传媒企业需要提供人们想要的新闻。我说不清曾拜访过多少报社，它们的新闻奖项挂满了房间，而发行量却在急剧下滑。这说明，编辑们是在为自己做新闻，而不是做对他们的客户来说有意义的新闻。一家新闻机构的最重要资产，是它与读者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的背后，是读者相信编辑们关心他们的需求与利益。
在新闻集团，我们有一个已经准备了两年的项目，这个项目将利用我们的部分广播电视频谱，把我们的电视内容──可能还有报纸内容──放到手机上去。今天的新闻用户不想把自己锁在家中或办公室里来获取自己喜欢的新闻和娱乐节目，而我们的计划也包括了在手机上看电视的下一轮潮流所带来的需求。
报纸方面也是如此。我们的读者在一天的不同时段、通过不同的技术来获取我们的报纸内容，这样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比如他们可以在上班途中用黑莓(BlackBerry)手机看《华尔街日报》的一部分内容，可以进办公室后在电脑上看，还可以通过一个更大、更清晰的电子阅读器来阅读，而不管身处何地。
我的第二个观点紧接第一个观点：优质内容不是免费的。在将来，新闻做得好不好，将取决于新闻机构能不能够通过提供人们愿意付费的新闻和信息，来吸引用户。
主要依靠广告的旧商业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让我们直面这样一个现实：主要依靠在线广告的商业模式无法将报纸长期维持下去。算算就知道，虽然在线广告正在增长，但其增量相比平面广告的下降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这种现实不会改变，即使是在经济繁荣期。因为旧模式是以分类广告等准垄断内容为基础的，这些内容受到了Craigslist和Monster.com等成本更低的后来竞争者的严重冲击。
在新的商业模式中，我们将向用户收取网站新闻的费用。批评人士说，人们是不会付费的。我相信他们会付费，但只有在我们提供一些好的、有用的东西时他们才会付费。我们的客户都很聪明，他们都知道物有所值。
对我们的一些互联网用户朋友同样如此。不过，也有些人认为他们有权把我们的新闻内容拿来用于自己的目的，而无需向新闻内容的制作贡献一分钱。有些人还会改写由高薪、杰出的记者花了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心血写成的新闻故事──有时甚至不注明出处，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合理使用”这样不堪一击的借口之下进行的。
这些人在新闻业上没有任何投入。他们只是在靠其他人的辛苦努力和投入为生。他们对我们文章大批的盗用并不是“合理使用”。说的不好听一点儿，那叫偷。
如今，新闻内容的原创者承担着一切成本，而汇集者则享受着很多好处。长期来看，这是无法维持的。我们对各种付费模式都持开放态度。不过原则很清楚：把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话用在新闻业上，就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新闻故事，我们要确保为所提供的价值获得一个公平而适度的价格。
最后，还要说说政府。过去二、三十年来，我们看到了让人难以想像的新平台和机会的出现──从社交网站、iPhone和黑莓(BlackBerry)，到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网站。我们才刚刚开始而已。
政府在这方面也扮演了一个角色。不幸的是，政府用以监管新世纪新闻和信息业的太多机制都是基于20世纪的假想和商业模式。如果我们真的关心报纸和其他新闻企业的生存，政府能做的最好是消除专制的、前后矛盾的监管条例，因为这些条例实际上阻止了人们对这些企业的投入。
过时想法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对交叉持股的规定，这阻止了人们在同一市场上同时拥有电视台和报纸。很多这样的规定都是在竞争有限的情况下制定的（过高的前期成本限制了竞争）。在今天的报业，你所面临的竞争并不一定来自同一城市的电视台，而有可能来自世界另一头的一个网站，甚至是某人手机上的一个图标。
这些发展意味着竞争的加剧，而这对消费者来说是好事。但就象企业在逐步适应新的现实一样，政府也需要适应。在这个全新的、竞争更加全球化的新闻世界中，限制电视和报纸之间的交叉持股就象禁止报社持有网站一样不合理。
我认为，围绕政府对报纸援助的呼声增强和监管过度一样值得引起警惕。一个正逐步流行起来的想法是向记者提供纳税人的钱。或是给予报纸“非盈利”地位；当然，作为交换条件，报纸必须放弃支持政治候选人的权利。政府援助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在美国汽车业救助中所看到的情况：帮助那些生产的产品不为消费者所需要的厂商。
美国政府直接参与商业新闻的可能应该令任何关心言论自由的人士为之心寒。美国的国父们知道，独立性的关键在于允许企业繁荣发展、并作为与政府权力相抗衡的力量。正是因为报纸盈利、不依靠政府而生存，报纸才有资源和必要的资金来监督政府负起责任。
当前英国殖民地的13位代表创建一个时代新秩序时，他们是在这样一个牢固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一个自由而信息灵通的公民群体。他们明白，信息灵通的公民需要独立于政府的新闻。这正是他们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放在首位的原因之一。
现在的世界比他们那个时代节奏更快也更复杂。不过基本的真理依然没变：为在充分的信息基础之上作出决策，自由的人们需要在可以影响其国家和生活的事件上获得诚实而可靠的消息。未来的报纸是通过电子还是枯树来递送，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新闻业要保持其自由、独立、以及竞争性。
（编者按：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是新闻集团(News Corp.)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本文节选自12月1日他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新闻与互联网研讨会上的发言。）
该文章出自 《数字出版在线》 ,原文链接：http://www.epuber.com/?p=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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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巨奖彩票背后的制度困境
张玉洪 | 2009年12月13日,17:47
个人感觉没有提出行有效的方法。
萧瀚/文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09118期93注头奖中，河南安阳某彩民独中88注，总奖金额达3.599亿元，创下中国彩票史上单张彩票中奖最高记录——在引起巨大关注的同时，也引来无数质疑。
所有质疑都指向了这幸运背后的公正问题。是否作弊？是否腐败案件？是否应该公布中奖彩民身份？如何保证社会的知情权？彩票业在制度上是否应该改进？改进之前应该怎么办？
社会的正常运行，往往寄托于人们对制度的信任和对普通公民的信任。当代中国社会还极不成熟，公权力固然难以服众，基本制度也依然陈旧，就是陌生的公民之间也缺乏基本的交往信任。此次巨奖争议，无非再次凸显中国社会的失信状态。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能理解此次巨奖引发的一切争议。
信任作为一种心理、情感状态，往往基于他人或自己的经验。在彩票领域，近十年来多起弊案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2002年深圳“彩世塔”20弊案；2004年西安的“宝马彩票风波”；2009年深圳“木马软件”3305万元伪福彩弊案。于是，人们怀疑3.6亿元大奖是否舞弊顺理成章。经验给了人们不信任的依据。
今年7月1日起施行的《彩票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是目前彩票领域的制度性规范，对包括发行人资格、发行方式、监管方式以及法律责任等彩票行业的关键性环节都做了全面规范。按理说，这样的规范应该能够给社会大众带来购买彩票的安全感和对制度的信任度，但人们并不信任它。原因何在？
每个制度体系下，都存在着基础性制度和派生性制度，基础性制度的优劣总体上决定其他一切派生性制度的优劣；基础性制度低劣，而其派生性制度优异，这样的结果是绝无可能的。
彩票制度作为一项派生性制度，人们对其不信任，正是源于对更基础的制度的不信任。按照《条例》，财政部门、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都是彩票业的监管者，然而，这些部门作为公权力部门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信任，因为恰当且有效制衡公权力的最基本制度尚未在中国确立。如此情形下，监管者本身尚未服众，其监管行为何以服众？
有人建议成立“彩监会”，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加入监管行列，弥补财政部门独立监管不力的弊病。从制度补漏角度看，这样的设想有一定价值，但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平面、线性制衡，只能不断派生监管者，却永远无法解决“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因其所依托的基础性制度依然是难以有效监督与制衡行政权的制度。这依然是一个基础性制度与派生性制度紧张关系的问题，正如古代罗马共和国，保民官并不能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对执政官构成有效的权力制衡。
以此推断，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加设一个“彩监会”意义不大——既然我们无法防范反贪局局长贪污受贿，我们又有什么制度能力防止“彩监会”的腐败？
在质疑声中，还有两种互相冲突但都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即一方认为，应该公布中奖者的身份，以满足观众的知情权，确证中奖的公正性；另一方则认为，为了保护中奖者的隐私权，应当尊重其个人意愿，不得强行公布其身份。
彩票中奖是不是百分之百的个人隐私？毕竟中奖是以千千万万其他买彩票未能中奖，并且购买彩票的财富成为中奖者囊中物为基础的。或许只有在假定其过程完全公正的基础上，才能使它可以成为一个纯隐私问题，这正是世界各国在是否公布中奖者身份问题上做法不一的原因。公正的前提致其结果从法理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具体语境下的合理性问题。然而，不幸的是，人们现在怀疑的正是其前提——公正问题。
《条例》将中奖者身份规定为隐私，这在当前安全感匮乏的中国社会无疑有其值得赞赏的保障人权一面，但彩票行业的丑闻不断，却造就上述规范的伦理悖论：有些彩票弊案中，倘若不公布弊奖者身份，在现有制度模式下可能永远无法揭露舞弊真相；而强行贸然公布中奖者身份，可能给无辜的中奖者带来无妄之灾。
公布中奖者身份将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曝光了舞弊真相，公正获得了拯救；一种是证明了中奖者合法中奖，其代价是中奖者身份曝光。
如果曝光无辜中奖者身份必然引发其生命权受威胁，事情反倒好办——不能公布！因为个人的生命权当然高于公众知情权。问题是上述后一种结果，身份公布带来的中奖者财产权、人身自由权以及生命权受损害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这种威胁盖然性无法通过事先测算得到精确判断，于是，中奖者是否应当享有匿名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两种价值孰轻孰重，谁能理清？为此，我们似乎可以说，认为应当公布中奖者身份的观点与认为不应当公布中奖者的观点，在道理上难分伯仲，谁也不具有压倒性优势。
质疑声中，还有一种折衷意见认为，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在对整个售票、摇奖、开奖过程做全面的独立调查之后，根据具体情形公布相关信息。若是舞弊，则公布弊奖者及其他相关责任人，送他们进监狱；若非弊案，则为中奖者保密。
这个想法当然不错，问题在于，这样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是依据何种法律成立？其源头的权威性来自何处？若由政府行政部门牵头，能有公信力吗？若由彩票行业协会出面组织——目前的彩票行业一则没有全国性的，二则各地的彩票行业协会其自身的独立性到底有几成？这一连串的问题使得这一构想立成泡影。
回到现行制度条件下，要解决社会对此巨奖的疑虑，惟一可行的做法只能是根据《条例》的相关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相关的彩票代销者全面公布自己单方作为的信息，主动接受监管机构的监督以及新闻媒体的社会性监督；在事实真相彻底大白于天下之前，保证中奖者身份的匿名状态，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巨奖是个骗局，中奖者都应当得到隐私权的基本保护。
上述方案毕竟是权宜的，政府的公信力现状也无法确保其权威性，但是在公权力缺乏监督的基础性制度发生根本改变，从而成为限权与分权基础上的宪政制度之前，这已经是最优选择。■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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